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时间： 2006-08-07
全球化因素的影响
世界如何看待中国的币值问题，中国的土地劳动者会从中获得什么样的损益？中国推行渐进汇改，人民币不会过快升值，其原因就是政府担心这样做，中国的出口品因价格上升
而失去竞争力。如果世界上的消费者，特别是美国消费者因中国货太贵而不愿多买，就会影响在出口工业中的中国工人的就业和收入。
至于人民币升值对农民来说，究竟是否利大于弊，要作具体的实证研究。不过，人民币合理升值后，或许会迫使农民根据比较利益调整生产结构，从而提高他们的收入。还会促使国内消费，增加内需，加速第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对就业的容纳量特别大，最终是有利于吸收农民的就业和进城的。
此外，全球化也给国家的福利功能提出了新要求。中国目前在这一问题上处于两难之中。我认为，在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应该被认为是基本公正的。但是由于各人事实上面临不同的起跑线，政府有通过税收调节收入的再分配的责任，这也是防止贫困的代际遗传的有效手段。
国外的农业经验
既然是全球化的视野，那么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国外的一些经验对中国农业和农民的启示。国外的农业科技水平并不是一开始就高于中国。其实，根据李约瑟，中国在1400多年的这么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农业科技水平遥遥领先世界。而现在的先进国家能从落后转为先进，显然和他们实行的农业制度是分不开的。这些农业制度包括允许私人拥有、自由买卖的土地制度，以及完全自治的农协或农会在内。富裕起来的农民当然会更有条件和意愿接受更多的教育，更热心于对新品种和新技术的研究和推广。他们在农协或农会里的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交换对新品种和新技术的信息，以及对国内外各种市场动态的信息。同时政府对新技术和新品种的研究给与适当的补助和支持，并以市场主导的方式帮助推广这些新品种和新技术。
在这里，这种土地制度下所产生的有充分自治权和自尊的农民，加上新技术和新品种以市场导向的方式得到研究和推广，是两大关键点。这些制度优势使这些国家的农业技术不断创新，农民也愿意积极地采用新的技术和品种。要指出的是，离开市场的供需关系，化了很多钱研究出来的新技术有时很难推广，有时甚至对农民的收入有害。
中国的城市化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所以吸收剩余劳动力也应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为了防止兼并过速，可以规定一定时期内购地总量的上限，以及用于购地的贷款的上限，并随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对这些上限逐渐放宽。同时，城市应该用基于级差地租的房价调节城市人口的分布和规模，而不是用户口这样的明显的身份歧视排斥农民进城。
中国要实现大部分农民成为市民，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的水平，按官方的推算大约需要30年的时间。理由是，中国现在按官方统计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40%。政府预测，今后每年可以将城市化水平提高1%。我的感觉是，很多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因为房租、子女教育、成家等等的原因，无法真正在城市中定居下来，成为城市常住人口的一部分，几年之后往往重返老家。所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可能被高估了。而且从现在中国的城市推行的各种户口政策和医疗以及教育制度来看，今后如果没有相关制度改革，城市吸收农村人口的速度会遇到瓶颈。这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特点。
在其他以市场为导向开展城市化的国家里，在有增长潜力的城市里，一般是人口等基础设施。也就是说，一些就业机会增长很快的城市，人口蜂拥而来，一般来自农村，以致造成贫民窟，然后是城市政府对此作出反应，向这些贫民窟供水、供电、通路、办学校、开医院，消化这些本来来自农村的人口。但是在中国，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城市的基础设施，特别是空房，等着人口。无论是一些大城市，还是一些小乡镇，在大量拆除旧城区(据说是怕形成新的贫民窟)的同时，都不惜代价造起很好的大楼、公寓、广场、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然后等着有钱人来投奔。对大城市来说，它们固然可以吸引中小城市的人口，对中小城市来说，如果它们无法吸收较多的农村人口，不知它们新的人口将来自何方？或者，在这样的城市化方式下，农村人口主要应被何种城市所消化？或者，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只是城市居民的自我现代化，却难以吸收广大的农村居民？
城市化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与目前的土地制度直接有关。地方政府对土地有垄断性的控制，且不说一些农民难以合理分享农地转非农用地带来的增值的好处，农地转为城市用地的规模和速度也是单方面决定的，农民没有自主向城市供应土地的权利和合理分享土地增值的好处。
在地方政府对土地批租和买卖权的垄断下，本来应该迅速长大的城市迟迟长不大，本来不应长大的城市却在寻租的动机下畸形发展。南方一些既有充足的水源，又有无限商机的城市和县镇，本来可以为解决中国的剩余农村劳动力作出贡献，但在目前的制度下，他们只是自我现代化而已。由于土地供应受到地方政府的严格控制，城市郊区的农民无权将自己的土地随着城市化的进展自由地提供给城市的房屋市场。在这种地方政府对城市用地的垄断下，即使拥有无限商机的中小城市的房价也在迅速上涨(例如温州、义乌等城市)。本来可以为吸收中国的农村人口多做一些贡献的城市，照样能用高房价来排斥农村居民前来定居，除非他们有钱。只要这些制度和政策不作出一些改变，农民会难以融入城市，难以分享繁荣。(文贯中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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